史学连载 徐国琦:戈鲲化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共有”历史视角

  原标题:史学连载 徐国琦:戈鲲化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共有”历史视角(一)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美国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

  有些历史人物在传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名不见经传。但如果我们通过新的视野来回顾,这些人就会崭露头角,重要性也会显而易见[1]。戈鲲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戈鲲化自称是安徽省徽州人氏,而徽州在历史上素以文人和商家辈出著称。他生活于在中国史和美国史上都是多事之秋的年代:生在1838年的中国,1882年死在美国。他有着与所有中国文人相同的梦想,即通过科举考试中榜而做官。但由于科考未中未能进入官场,因此他同许多落选文人一样,出资捐了一个候选同知的官。这一买来的官衔让他能够着蓝顶戴,属九品官中的第五品,也使他有了同文人雅士交往的机会。

  戈鲲化是一个名气不大的诗人。当他为自己的40岁生日写了几首自贺诗时,“属和者百余人”。[2]从他留下来的不多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戈鲲化很为西方风土人情和制造技艺所吸引,对之非常留心。为了谋生,他有五、六年的时间在清军中做幕僚,后来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的中文秘书,为时两年。其后他搬到宁波,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做类似的工作数年。拜他的工作关系所赐,他是美国人如杜德维(Edward B. Drew)等的私人汉语老师,并且看来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鲲化同他所接触的所有外国人关系都处得很好。他的长期为外国人工作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能够放眼看世界和中国。

  这些背景最终导致他成为在西方大学正式执掌汉语教席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于《蒲安臣条约》已签订11年之后的1879年,也就是在清代留美幼童被迫全部撤回国的两年之前,横跨太平洋来到美国,开始在那里的哈佛大学教授汉语。当时中国士人很少对出洋感兴趣,但戈鲲化却在美国的排华浪潮日渐高涨且国会即将批准排华法案的时候,冒着风险来到美国。他来了,并且赢得了赞誉。今天任何人走进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都能在正门入口处看到戈鲲化身着清代官服的照片。(如下图)当戈鲲化被哈佛大学雇用的时候,中国最早的留美幼童仍然在美国学习。其中一人进入哈佛大学并且可能上了他的课。在留美幼童返回中国的不到一年后,戈鲲化于1882年在坎布里奇去世,年仅43岁。也是在这一年美国《排华法案》被国会批准通过。如果不是在美国的经历,我们今天可能无人能记得他,因为他赴美之前的履历太平凡了。因缘际会,戈鲲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失意科举考生,成为当时刚刚兴起的西方汉学领域中的一位先驱,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他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使者,以及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一段共有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他在哈佛所做的一切,均立足于加深在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种文明之间、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更为积极的相互了解和建立诚挚的友谊。在讲述戈鲲化的美国经历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国情和双方关系。

  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有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曾互相成为对方的榜样。美国的建国之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被中国所吸引。他认为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最富于智慧的国度。”富兰克林认为中国而不是欧洲更适合成为美国效法的榜样。[3] 中国甚至间接在美国的独立中发挥了作用: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中被倒入大海的茶叶主要来自于中国。不仅如此,力图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也是美国追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一旦独立,美国人便梦想着中国的市场和财富。1784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驶进广州,仅仅这单独的一次航运便创造了25%到30%的利润。中国的革命者们将最终跟随美国革命者的脚步于1912年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而他们的领袖孙逸仙一度曾是美国公民。

  1784-1785年,中国皇后号是第一艘从独立的美国航行到中国的美国商船,开启了旧中国贸易,并将美国政府的第一位官方代表运送到广州。

  两国的历史交汇还体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美国都挣扎于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之中,都面临十分严重的内忧外患。自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加诸于中国的重重经济及外交压力,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紫禁城,将圆明园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而达到了顶点。这当然是严重的外患。然而,对清王朝的致命威胁则来自于内部。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内部起义和造反的煎熬,在中亚地区平定几乎掏空了大清国库,而太平天国运动则是革命性的起义。是关乎清王朝天命的严重内忧。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和《旧约圣经》中得到启示,要用基于基督教的所谓太平盛世取代儒家文明。曾经傲气凌人并势强力盛的满汉统治者如今看上去却已疲惫不堪,腐败透顶,集数年之力才勉强将太平天国打败并暂时保住了儒家文明体系。而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自1850年代起,南北各州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势同水火,直到1861年双方内战爆发,一决死战。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也许是美国人所打的最具破坏力的战争。[4]

  1864年,当同治中兴中满汉联合最终打败太平天国、并在洋人的压力之下开始对外交政策方面做出改革的时候,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北方军队也开始走向内战胜利。中国人把来自内部的麻烦和来自外部的威胁并称为“内忧外患”,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也面临他们自己的“内忧外患”,因为在美国人南北对峙互相厮杀的时候,大英帝国在外交上甚至军事上则支持着反叛政府的南方。两国同时经历和感同身受的“内忧外患”无疑更进一步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当时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还有其它相似之处, 例如都不是强国,都认为自己的文明特别,都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

  1861年对于中美两国的对外关系来说可谓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同治中兴的起点,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同意洋人在北京设立领馆。中国在被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败,并且于1960年遭到火烧圆明园之后,终于建立起一个处理外交的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简称总理衙门),美国人蒲安臣因此成为第一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因缘际会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主要媒介和使者。要理解戈鲲化如何到美国及其贡献,我们必须先了解蒲安臣的作用。

  蒲安臣被林肯总统于美国内战期间任命为首任驻北京公使的时候已经是一位美国政治名人。他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向世界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事实上的团长。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对两国政府而言都无足轻重,美国固然没有一套系统的或是独立的对华政策,清政府针对美国也同样没有任何既定政策。在蒲安臣抵华之前,美国国务院通常要求其在中国的外交官“同其他列强在所有方面尽一切努力进行合作,以同美国在华的和平政策保持一致,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保持一致。”[5]

  随着美国内战的深入,华盛顿更没有任何余力为中国事务分心。国务卿西华德 (William Henry Seward) 因此也不能为蒲安臣发出多少具体指令。西华德告诉蒲安臣,“鉴于中国人及其政府的特殊性,您无需受制于[我们]任何武断的指令。”[6]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些似乎是中美关系中诸多的不利因素——相互认识不足、互相不感兴趣、相互间缺乏既定的具体外交政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蒲安臣更多转圜的余地。到中国之前,蒲安臣无疑对中国可谓一无所知,但他的无知可能也成为他的优势,因为他可以避免任何先入之见,从而可以以开放和灵活态度同中国和列强打交道。同时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多少既得利益,美国也没有既定对华政策,进一步给蒲安臣左右逢源的空间,并以对中国人友好的形象取悦清政府。

  由于中美两国相互之间没有重大利益冲突,所以蒲安臣本人在任驻华公使期间主要致力于中美友好及文化交流,并积极地将中国人带入美国人的视线,引起他们的注意。例如,蒲安臣大力向马克·吐温介绍中国,并将美国著名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同中国联系在一起。蒲安臣认识朗费罗,朗费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居住,而蒲安臣的岳父也住在坎布里奇。朗费罗的长诗《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在美国家喻户晓,但该诗被译成中文并让诗人卷入其中,则与蒲安臣密切相关。英国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Wade)当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他为了练习中文而将《人生颂》用汉语翻译出来。随后他将自己的翻译拿给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看,请其指正。董恂一时技痒,对威妥玛的汉语翻译加以润色并改成七言律诗。董恂无疑喜欢蒲安臣,给他写了不少诗。当蒲安臣于1865年返回美国作短期停留的时候,董恂特意将《人生颂》的中文译诗写成扇幅,请蒲安臣将其送给朗费罗,“以示友好”。董恂之所以知道朗费罗的重要性和具体信息,无疑同蒲安臣的大力推介有关,否则其不会贸然请蒲安臣带礼物给这位美国诗人。蒲安臣显然成功地履行了这一文化信使的职责,因为朗费罗深为这把写有其诗句的中文译文的扇子所打动,他请蒲安臣代他致谢,并转达对董恂的敬意[7]。蒲安臣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感动中国官员的机会,返回北京之后,当他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面前告诉他们朗费罗收到那幅扇子是如何喜悦和感激的时候,他一定在这些大臣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好感。董恂在听到蒲安臣的叙述之后甚感欣慰,当即为此情此景赋诗一首,感谢蒲安臣的功劳[8]。根据钱钟书的研究,《人生颂》是第一首汉译美国诗,也可能是所有美国文学作品中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汉译作品。钱钟书甚至提出《人生颂》的翻译是中国最早的英汉诗歌翻译。[9]

  蒲安臣还在将西方近代国际法引进中国人的视野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称《万国律例》)就是通过蒲安臣的推介而被翻译成中文。1863年夏,当总理衙门就一件有关天主教传教士案件同法国人发生争执而陷入困境的时候,军机大臣文祥找到蒲安臣,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两部被西方国家认可的国际法方面的权威著作供中国参考。蒲安臣知道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已经着手准备翻译一部类似的著作,所以他推荐了惠顿的书,甚至同意安排将其中的部分章节先翻译出来。正是由于蒲安臣的安排,本来充满疑虑且举棋不定的总理衙门很快决定由清朝政府出面拨专款资助整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董恂主持了整个翻译,并撰文为该书作序。[10] 1865年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译成付印并正式进献给清朝皇帝。为感谢蒲安臣的推荐之恩,丁韪良还郑重地将这本书题献给蒲安臣。[11]《万国公法》因此成为中国了解西方国际法及外交的第一部入门书。当中文译本被带到日本之后,它也成为第一部向日本人介绍国际法的著作。

  在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普遍视学习洋务为可鄙之事,更不用说出洋,那完全是奇耻大辱。有人甚至把在总理衙门任职都视作耻辱。据说倭仁听到他被委派到总理衙门任职的消息后“潸焉出涕”,打算辞去所有官职,甚至故意坠马来弄伤自己,以逃避这一任命。[12] 当时更没有什么中国人愿意出洋为使。郭嵩焘在1876年出使英国时,他的一位湖南同乡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湘人都以郭嵩焘为耻,认为郭嵩焘愿意出国是一种辱国背叛祖宗行为,有人威胁要取他的性命并毁其祖坟。甚至编出一副对联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13] 1876年尚且如此,1868年的中国朝野对洋务和出洋的敌视及恐惧更是可想而知了。但清政府于1858年同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中国在10年内即在1868年必须要派使臣出国,重新谈判中外关系。苦于无中国人愿意或能够担此重任,同时憚于对中外交往礼节的担心,大清帝国最终请当时还未正式从美国驻华公使一职上卸任的蒲安臣担此重任。因此蒲安臣在中美关系中的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美国驻北京的第一位公使,他还是中国近代外交使团第一人,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1868年7月28日,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或许是清朝在十九世纪所签订的唯一的平等条约。《蒲安臣条约》的第5和第6条涉及中美两国之间的自由移民。第5条主要内容为: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其第6条则强调: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人一体均沾。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惟美国人在中国者,不得因有此条,即时作为中国臣民。中国人在美国者,亦不得因有此条,即时作为美国公民。后来中国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实源自于《蒲安臣条约》的第7条: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

  蒲安臣以他的双重身份并代表中国同美国所签订条约,对中国人和美国人显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中美双方都对蒲安臣使团抱有极高期望,虽然蒲安臣使团因国际和中国国内局势牵制,所能取得的成就有限,清政府还是称赞蒲安臣使团此次出使,“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其与美国所签订的条约“尚无窒碍难行之处。”朝廷于1869年批准了条约,并且由蒲安臣的朋友董恂作为全权大臣在北京与美国公使互换了批准后的条约文本。[14]蒲安臣条约的意义不仅在客观上推迟了美国国会对排华法案的通过,更重要的是该条约为清代幼童到美国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

  1871年夏曾国藩和李鸿章援引蒲安臣条约的第7条内容,上奏总理衙门详细说明挑选幼童出洋肆业计划。在奏折中他们还提到美国驻华公使“允候知照到日,即转致本国妥为照料”,据此认为美国政府对这一派遣留学生计划的支持。曾国藩和李鸿章指出,派遣学童赴美可以帮助中国学习西方技艺,并进一步加强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原因,“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以15年为期将他们送至美国学习。所有经费均由中国政府负责。[15]

  当清政府在1872年决定选送第一批官方留学生的时候,美国本不应是清政府当然选择。刚刚经历过南北战争的美国并不是一个强国;同其它许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既贫又弱。美国的政治局面也很不稳定,政府刚刚经历了血腥内战,还有众多战后重建的挑战有待应付。其大学教育系统也处于尚待完善之中,远远比不上欧洲大学的水平和声望。此外,美国比起主要的欧洲强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力小,在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美国很多地方正在实施特别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法案。尽管如此,美国仍然被选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目的地。这一决定显然同蒲安臣使团和蒲安臣条约有关。幼童赴美留学一举开启了至今仍然川流不息的中国人出国留学之旅。中国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期间,得以学习美国近代教育,近距离体会和观察西方文明,并期望学到西方富强的秘诀,乃至学打棒球。与此同时,美国人和世界也通过留美幼童获得了直接观察了解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的机会,认识中国人的文化、梦想,及其挫折。

  如果说是蒲安臣为中国幼童留美打下了法理和两国人民的感情基础,容闳则使蒲安臣的理想变为现实。容闳于1847年在他18岁的时候到美国读书,1854年在耶鲁学院毕业之后返回中国。他可能是第一位在美国的一流大学获取大学本科学位并在就学期间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见下图)。容闳回国后极力倡导中国向国外——特别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于容闳坚持不懈的努力,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挑选聪颖学童,长时间地派往西方国家学习军事、船运、制造以及其它相关科目对中国是有益的。当这些学生回国后,他们就会熟悉重要的科学技艺,帮助中国自强。“师夷长技以自强”。

  当然,以自强为目标的清代官员,意欲通过留美幼童学习西方技艺,而不是要他们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但与此同时美国人则希望幼童们既学习西方技艺,也学习西方价值观。美国人渴望同中国人学习自己的文明,但是美国人当时所能拿出来的所谓“世界性的”价值观——基督教、美国式民主、棒球——实际上也是地域性的,清朝政府绝不希望幼童们受美国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尽管中美双方期望值的差异。但无论如何,清朝留美学童既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也同样影响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这些带有美国教育背景和有同美国人密切交往经历的幼童们,后来都为中国的民族发展和促进中美之间的交往做出了极大贡献——例如是前幼童梁诚在任驻美公使期间成功说服美国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并用于教育中国青年,前幼童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和前幼童后在民国政治中大权在握的蔡廷干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等。

  戈鲲化就是在这种中美之间巨大的历史背景下步留美幼童的足迹来到了美国。可以说戈鲲化生活时代的中国和美国之大环境为其最终来到美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舞台。如果没有中国人和美国人前述的共同感同身受的内忧外患,没有蒲安臣的为美国人出使中国,又为中国人出使全世界的这一独特背景,以及没有中国人第一次在制定国家层面的留学计划时选择美国作为目的地的话,就很难有戈鲲化到美国任教和哈佛成为西方第一个开设由中国老师授课的中文课程这一独特历史故事。

  在19世纪,美国大学普遍对汉学兴趣不大。直到1877年耶鲁大学才聘用驻华传教士兼外交官、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为中文教授,美国高校里才第一次有教中文的教职和教员。卫三畏以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和精通中国学问著称。他出生于纽约州的尤提卡(Utica),在他年纪很轻时,他的梦想就是以学术研究为终生职业和“在教授坐椅上惬意地退休。”[16] 然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于1833年来到中国谋生,负责在中国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这是美国公理会差会所办的刊物。当时他对于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并不感兴趣。卫三畏写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宗教并不是让我感到愉快”的精神寄托。[17] 到中国后,他的兴趣集中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并最终在中国生活工作了40多年。当他刚来中国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找一个人教他汉语,因为当时清朝不允许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因此外国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来教他们中文。[18] 但是卫三畏最终还是克服困难,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汉学家。他为《中国丛报》撰写了100多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这是1832年至1851年间在广州出版的一本期刊,旨在向亚洲新教传教士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时事。

  1843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的小册子,用来帮助那些对汉语有兴趣的外国人。这本书里有简单的练习,并且逐行带有英文翻译。1843年他又编写了一本《英华韵府历阶》英汉字典(Ying-Hwa Yun-fu Lih-kiai)。[19] 其后他又专门为外国在华经商者设计出版了一本《中国商业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45年,当卫三畏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1年之后,他回到美国休假。在美国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演讲,反响不错,以致美国许多地方都向他发出演讲邀请。由于卫三畏的传教士身份,演讲的地点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在教堂里。[20] 从1845年到1846年,卫三畏总共在美国作了一百多场演讲。他的演讲稿很快被汇集成册出版,书名为《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但这本书之出版可谓历尽波折,纽约几乎所有出版商拒绝出版此书。好在最终于1848年书稿被威利和帕特南公司(Wiley & Putnam)接受出版。《中国总论》从1848年第一版面世直到二十世纪初一直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权威参考书。为卫三畏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后来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德文。[21] 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的声望。

  卫三畏在美国期间,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授予了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2] 卫三畏此次美国之行还为他30年后就职耶鲁大学埋下伏笔并铺路搭桥,因为就是这次行程让他同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建立了联系,对纽黑文留下很好印象,并因此认识了很多耶鲁大学的人。[23] 1876年,由于身体欠佳,视力也每况愈下,卫三畏作为美国外交使团在中国最年长的代办,辞去了他在美国驻华领馆的职务。在中国生活了43年之后,卫三畏终于叶落归根,返回美国并在纽黑文定居。根据他的儿子所言,在这里老卫三畏不仅“可以满足自己过既安定又有规律的生活的愿望,同时他在这个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比在他从小称之为家乡的地方更自由自在。”[24]

  耶鲁在几年前就开始计划设立汉语语言文学讲座,而卫三畏的朋友们都希望他能够执此教席。显然,卫三畏搬到纽黑文来,便是冲着这个讲座席位而来。早在1870年,他就曾对他的兄弟罗伯特(Robert Stanton Williams)提到耶鲁有可能为他设立一个汉语教授席位。不过他很谨慎:“我对此知道的不多,因而还不能下任何结论。”[25] 1877年1月,卫三畏在信中告诉朋友们他已经平安回到美国,计划搬到纽黑文居住。他甚至已经在耶鲁校园附近找好了房子。但是他需要了解有关汉语教授一职设立的更多信息,在到达纽黑文之前,他看起来“无法弄清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后来他意识到“耶鲁学院汉语教授职位的设立尚未成为现实。”[26] 主要是由于资金筹集方面的问题,耶鲁学院事实上直到1877年夏才正式聘请卫三畏。在学院1877年的毕业典礼上,耶鲁还授予卫三畏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这使卫三畏倍感欣慰。他写道,“这是我平生所参加的第一个毕业典礼,我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吸引着我,我感到十分满足。”[27]

  卫三畏对于耶鲁任命他为第一位汉语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并不那么意外,让他感意外的是这一职位的不确定性。当耶鲁宣布卫三畏因“其杰出造诣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和尊敬”而成为耶鲁教授队伍一员时,也承认卫三畏的薪水一时尙无着落,耶鲁因此无法告诉卫三畏具体薪酬是多少。不过希望很快能募集资金并支付其正常薪酬,以使这一讲座教授之席能够永久保留。耶鲁之所以在资金没有到位就提前任命卫三畏,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为卫三畏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职位,并且薪金似乎有保障。然而卫三畏不想西行,而宁愿选择等待耶鲁可能提供的机会。当然私下里他也曾在朋友面前表示过不满,指出耶鲁为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所能用的“最好的借口”,就是事实上“讲座教授的座椅已经摆好,只是缺了坐垫。”换句话说,虽然卫三畏对有关耶鲁这一职位的义务、前景以及发展都一无所知,不过他仍然为“古老的华夏民族及其语言得到耶鲁的承认”而感到喜悦和激动,他这样写道,“一旦这一职位的薪酬有了保障,我想明年会拿出在这块新开的土地上的丰硕成果来报答。”[28] 遗憾的是,美国第一个汉语讲座在设立后直到卫三畏去世将近8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正式开课授业。当时在耶鲁课程设置中尚未设立选修课,因此卫三畏因缺乏学生报名,从来没能为学生正式开课。尽管卫三畏偶尔举办以中国历史和文学为主题的讲座,也曾在家中接待过本科生,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正式上过他的汉语课。[29] 他甚至很少同本科生有直接接触。[30] 卫三畏在耶鲁的时间主要用来修订他的《中国总论》一书。在他的儿子的帮助下,修订后的《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出版。此时距离他庆祝首次到达中国五十周年纪念日只差几天。当1884年2月16日卫三畏去世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诺厄·波特写道,卫三畏“过着退休后的极为繁忙的生活,对出版这本新的、经过全面修订和改进的《中国总论》感到心满意足。”[31] 波特并没有提及卫三畏在耶鲁大学在教学上或其它工作方面有什么贡献。

  耶鲁大学建立汉语教职的缓慢及困难过程表明当时在美国大学设立一个汉语教学职位难度之大,事实上,除耶鲁之外,英国的大学所设的汉学讲座也面临同样困难。法国的一流大学早就有汉学研究的悠久传统,不过英国在这一方面则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牛津大学差不多与耶鲁同时设立汉语语言文学讲座,并于1876年由杰出的学者、归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担任教授。剑桥大学则聘请到威妥玛(Thomas Wade)担任汉语教席,当时威妥玛宁愿回到英国也不愿待在中国参与英国人让中国开放鸦片贸易的条约谈判。[32] 尽管如此,即便是这些英国大学也因找不到学生报名上汉语课而遇到困难,为没有钱支付教授的薪水而发愁。甚至当威妥玛在1888年被牛津大学挖角时,他根本没有任何薪水,他在牛津的继任翟理斯 (Herbert Giles) 作为汉语教授,直到任职的第3年才拿到薪水。事实上,牛津大学在1903年以前,从未将汉语当作是一门考试科目或专业。[33]

  因此哈佛大学并不是第一所想要开设汉语课程的美国大学,哈佛大学邀请戈鲲化的动机也并非来自于要同其他院校展开竞争。那么哈佛大学为什么对开设汉语课程感兴趣?戈鲲化又是怎样被选中和任命的?1869年的哈佛大学特别受到上天的眷顾,因为它刚刚有了一位极具开拓精神和一心要将哈佛变成一流大学的新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当蒲安臣作为中国派遣的使臣在新英格兰地区访问的时候埃利奥特同蒲安臣会过面。因此对中国可能有些了解和兴趣。埃利奥特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达40年,并最终在他的任职期间,将哈佛大学从一个地区性的学院转变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正是因为埃利奥特的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哈佛才成为西方第一个正式雇佣中国人教汉语的大学。有趣的是,哈佛大学设立这样的汉语教职的始作俑者是因为一个名叫鼐德(Francis P. Knight)的人,是这位波士顿商人最终促成哈佛开设汉语课程[34]。

  [2] 张宏生编, 《戈鲲化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第118页。

  [7] 朗费罗无疑珍视此扇。其在哈佛大学不远处的故居现为美国政府名下的文物单位,此扇迄今不仅保存完好,并成为其故居珍藏。

  [9] 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33-163页。

  [12]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67年4月29日、5月3日和4日、6月9日和13日,以及7月13日的记载,卷1,第529-544页。

  [13]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 卷1,第144页。

  [14] 中华书局编辑部,《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7,第2789-2790页。

  [15] 中华书局编辑部,《筹办夷务始末》, 卷9,第3327-3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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