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 · 有奖连载 《格雷巴旅馆》第六期

  《格雷巴旅馆》是其监狱文学处女作,因视角独特而受到全球关注,版权已售出多国,深受各方读者好评。

  潺潺水声不绝于耳,听起来古老而深沉。水花溅在船身上,哗哗啦啦响成一片,但你需要过滤掉这些声音,倾听河的灵魂。

  别了,我的河;别了,强尼·瑞伊,虽然我已经不记得这名字属于谁。但河是真的——和我现在蹲的牢房一样真实——而且它有名字,叫卡拉马祖河。我曾在离这条河不远且与它同名的一个小镇上租过一套公寓。这部分也是真的,我可以肯定。

  我以前的职业是推销肠衣。不是那种老式的猪大肠,也不是香肠加工业中后来采用的胶原肠衣,而是一种技术含量更高、由三层塑料薄膜组成、拥有各种香味和烟熏颜色的肠衣。全国上下的熟食店都用它来包裹长条形的火鸡肉或火腿肉,每天接触到它的食客数以百万计。那时我经常在大急流城的杰拉尔德·福特国际机场搭飞机,到芝加哥大区工作一周,然后再去费城。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大型的加工厂中搞检测——在使用样品肠衣灌装的火腿或火鸡乳剂上贴标签。提到火鸡三明治,你真正想到的应该是火鸡乳剂,一种均匀细腻接近液体的糊状物。它是把碎肉放进一台比家用搅拌机大上千倍的机器中炼制而成的。我负责测量烹制之后的收缩率,并监控清除水平或失水量。对企业而言,失水就等于失重,又等于失去利润。我的工作是寻找最完美的能够平衡产品酸碱度的液体熏制剂,从而使肠衣更容易剥离,并为最终成品提供完美的外观颜色和香味。这是个无比艰巨的任务,失败在所难免。但顺利的线强公司的测试厨房,给一群高管奉上热烘烘的午餐肉。唉,成功的味道就像三更半夜吃一块隔夜的圣诞火腿。

  这是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孤身一人。对于一个完全自由的瘾君子而言,这种情况下自然会遇到许多奇怪的事情。于是,辛苦戒毒8年的成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搭进去了。一点一点地,就像夜空中渐次出现的星星,可怕的毒瘾终于死灰复燃,重新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时常在寒冷的夜晚仰望星空,但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天已经黑了。

  在芝加哥大区工作时,我一般住在伊利诺伊哈维294号收费公路旁的凯富酒店。我在附近的MBE①驿站以卡尔·高斯这个名字租了一个信箱,租期半年。卡尔·高斯是我在广播上偶然听到的名字,他本人实为19世纪的一个天文学家。我给约瑟夫寄了一张国际汇款单,随后便开始等待。等啊等。约瑟夫给我发了不少电子邮件,一再告诉我要有耐心,可是望眼欲穿地等了两个月,我开始怀疑自己上当了。“药物分享”网站的留言板上有许多支持约瑟夫的评论,但谁知道呢,也许那些溢美之词全都是约瑟夫一手炮制的。

  然而到了9月初又峰回路转,我收到一本包裹严密的大学等级工程类书籍——《临时广场的形式与功能》。书的外面裹着气泡膜,但书本内部被掏了一个凹槽,填充以棉布和塑料支架,当中藏着五支合成剂。我坐在商业区的停车场上,把一瓶制剂拿在手中。它看上去妙不可言——冰凉、清澈、透明——充满无限可能。

  我驱车沿公路又走了一个街区,来到一家大型超市。我在车里等了几分钟,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个人是否允许购买注射器,我之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我从没想到自己会真正走到这一步——穿过气球装饰的鲜花区,经过婴儿配方奶粉、尿不湿、成盒的感冒药、解酸剂、止咳药,来到设有小窗口的半私用柜台前。我站在一个头戴精致假发的男子身后,并礼貌地和他保持了三尺的距离。我想他要买伟哥。如今想起他,我会想到癌症,并为自己当时的猥琐心理感到难为情。

  男子走开了,女药剂师问我需要什么。“我想买些注射器。”她从柜台下抽出一个带纸夹的笔记板,又问我要什么型号。

  她很同情地冲我笑笑:“那就拿30的吧。”说着她把笔记板递给我,“公司要求登记。”我签下卡尔·高斯的名字,付了钱,同时还买了棉球和一瓶医用酒精。

  回到凯富酒店,我打开手提电脑,连上网络。尝鲜儿之前我想先把正事儿办完。我回复了几封和未来几天费城预约事项有关的邮件,填了两份检测报告并发给我们的技术人员。随后我关上电脑和手机,拉上窗帘,反锁房门。

  我觉得作为准备工作,我应该把精神集中在呼吸上,并努力清空大脑。可我等待着,竟琢磨起工作上的事——八百英里之外的费城以北有座肉制品厂正在试验一种新产品。我们开创性地研制出一种专门用来包装瘦肉火腿的硅纸薄膜,它将替代目前行业中使用的造价昂贵的胶原包装。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新型肠衣和灌肠机似乎不太兼容。说白了就像打印机卡纸一样,只不过是工业规模的。

  我在脑海中想象每一个步骤,努力探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直到思维开始变得迟缓,意识渐渐陷入一片混沌,好像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哼唱一首单调的曲子。最后,哼唱的声音逐渐衰弱,我感觉身体仿佛熔化一般。现在的我只是一股没有形体的能量,一团装在棺材里的光芒,它滑过两旁尽是高大黑色建筑的不锈钢街道。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知道不管去哪儿总归是好的。我无欲无求,甚至没有不满的概念。我滑下陡峭的山坡,感觉像在游乐园,我的肚子因为失重而微微有点刺痛。临近终了,我放慢速度,钻进一个完全黑暗的洞穴。远处出现针孔大小的一点亮光,随后它越变越大,当棺材像炮弹一样离我而去时,那片光芒终于将我彻底笼罩。我处在光里,高高浮在半空,下面是成千上万的同类,他们等着我跳进他们当中。

  恍惚的感觉到此结束,我睁开眼睛,发现双臂抱在胸前,就像我刚刚确实被装在棺材里一样。

  这里的一些犯人会沿用死亡犯人的编号。根据狱政局的规定,犯人死亡后,其编号会被其他犯人继续使用。我的第一个上下铺狱友外号叫“胡椒派”,他就有个这样的编号。

  死人的编号是我在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中发现的又一件怪事。一天夜里我躺在双层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这时下铺的胡椒派忽然站起来,光脚穿袜子走到了门口。我敢说他肯定以为我睡着了,要不然他应该不会那么干。

  我们的牢房是8X12的标准监狱结构,墙体用煤渣砖建造,牢房内与双层铁床相对的那面墙前摆着两张小桌子。结实的铁门中央有个狭窄的小窗口,受电力控制可以自动滑开和关闭,开关位于值班室,那里密密麻麻的控制面板看着像太空总署一样。胡椒派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而后慢慢把手伸进了厚厚的窗玻璃(我的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穿墙术?),直到穿至胳膊肘的位置方才停下,好似再也无法前进。那样子就像他攥到了一条无形绳索的尽头,又或者是遇到了我看不见的什么障碍。他把胳膊抽回到牢房里,而后又往外伸了两次,像做一种奇怪的运动。他每次都能往外多伸一两英寸,直到没入玻璃的位置接近肩膀。大约10分钟后,他回到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午饭时间。

  夜晚的确会发生这类怪事——现实被弱化的时候,人很容易产生认知上的错觉。我一度以为自己见鬼了,直到几晚后他又在半夜里起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但我在他发现我醒着之前及时闭上了眼睛。他再度走向牢门,站在那里。这一次他没有伸手去穿玻璃,而是原地隐形。他的身体渐渐虚化,就像钻进了一道浴帘后面,几乎达到看不见的程度,而后他又慢慢恢复了人体应有的颜色与饱和度。这之后,他又是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午饭时才醒来。

  据我观察,他大部分夜里是像正常人一样睡觉的。可每隔三四晚,他就起来练习一次我见过的那些把戏。由于中间得到了充足的休息,他的能力似乎越来越强。差不多两个月后,胡椒派已经可以完全消失长达64秒钟了,而且他能让自己的整条胳膊乃至一半的肩膀穿过玻璃。这太神奇了,我真想当面向他问个究竟,可转念一想,他应该不会乐意让我知道得太多,反正问也白问。他凭什么要告诉我呢?万一这事儿和他顶了死人的编号有关呢?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我简直倒了八辈子霉啦。因为我的编号是永久的,除非我死了,否则做梦都没机会更换。

  我同样是在晚上遇到的强尼·瑞伊,而且是在外面。我当时正站在公寓的门廊下,随着从公园街对面昏暗的律师事务所中传来的轻快的音乐拍手跺脚。那栋建筑从前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教堂,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里亮着柔和的光。强尼·瑞伊从街上经过,问我说:“你在干什么?”

  “太晚就扰民了。”强尼·瑞伊说,“好了,回头见。”她继续沿着步行道向镇上走去。我回到屋里,用新买的阿玛尼皮带绑紧了胳膊。

  强尼·瑞伊最终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不过我得承认,这人话不多。夜里我在家的时候,他,或者她,会出现在我家门外,静静地陪我听一阵音乐。我搞不清强尼·瑞伊是男是女,反正这也不重要。现在回想起她,我发现自己正努力把当时看起来虚无的东西具象化。她个子很高,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特别瘦,瘦得像张纸片。倘若她转个身,从侧面几乎看不到人。我们每次见面她都留着不一样的发型:或朝上,或朝下,头发染成一绺绺喜怒无常的颜色,一水儿梳到脑后,在某些灯光下看起来就像烧着了一样。最能形容她的恐怕就一个字:酷。酷得就像我们相遇的那些夜晚的空气,清新自然,转瞬即逝。

  当然,我和胡椒派最终还是谈了。可在监狱里是没人跟你交心的。大多数犯人进来之后都会经历一个性格形成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对别人的信任度逐渐降低。因为在监狱里,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或者情感是软弱的表现。谁都不希望被人当成软柿子,所以每个人在牢房里又各自画地为牢,彼此隔绝。我始终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每当聊到各自犯的事,他从来只有一句话:“我当时喝多了。”我知道他每天读一个小时《圣经》,我知道他唯一的收入是每天在监狱洗衣房里干活挣来的56美分工资。

  我知道他的绰号为什么是“胡椒派”。监狱食堂里的塑料胡椒罐因为下料慢而经常被一些心急的犯人破坏。他们经常拿罐子砸桌角,在灌口上砸出一个硕大的不规则的洞。有一天,胡椒派又拿起一个砸烂的胡椒罐给自己加料,胡椒像瀑布一样撒在他的四季豆上,一部分飘到了他的苹果派上。平常不管哪一天,总会有别的犯人觊觎你的派,直接开口问你还吃不吃的也至少会有三四个。但是这一天,没有一个人去打扰他。胡椒是便宜东西,味道也不算太冲,于是他每天都开始往自己的派上加胡椒。“就当是驱虫剂。”他一语双关地说。

  我还知道他另外一件事,而且这件事纯属偶然。有一天,他又去洗衣房和另外两个勤杂工分装衣服。一个名叫斯特里克兰的看守趴在我们牢房的窗口,瞪着两只小小的鱼泡眼对我说,半小时后检查牢房。他不经意间瞥见了塞在胡椒派床垫下的《圣经》,随后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打开了牢门。当时我正舒舒服服地享受我的个人时光——卷我的号手烟丝,喝我自创的(用一勺速溶咖啡和一勺热巧克力调制而成的)监狱摩卡咖啡。现在好了,我不得不看他恶心的小胡子,听他又尖又细的声音,闻他透着变质奶酪味儿的呼吸。“你们应该知道床垫下是不能放任何东西的。把书拿出来。”他说。

  我只想赶快把他打发走——他和他像耗子一样让人恶心的做派——因此我顺从地把那本《圣经》从床垫下抽了出来,随后斯特里克兰才满意地关上牢门。书拿在手中,我看了看封面,上面有棵树,像秋天一样呈现出温暖的橘黄色。太阳从背景深处射来光芒,给树叶镶上灿烂的金边。单看封面并无不妥,但书的内页纸张却格外厚实,明显不是我们平常用来卷烟的薄纸。我一下子把书翻开一半,发现里面全是打印纸,经过折叠、剪切,工工整整地粘在《圣经》的封皮里面,每一页上都有用蓝色水笔手写的两行小字: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这些页面被重新编了页码,最后一页终止于452。翻到封底时,我心里已是叫苦不迭。真不该动这本书,尤其在我偷窥过胡椒派夜里那些举动的情况下。我赶紧消除一切证据——用厕纸擦干净指纹,并把书完全照原来的样子塞到床垫下面。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种毒品我并没有卖出很多。我不是没有想过,我大可以把药剂制成粉,充当狂喜出售,如此一倒手,就能拿到比成本高一百倍的利润。但你尽可以告诉美国禁毒署,说你进口如此大量的药物完全出于个人用途。可他们才不在乎你的胃口大小呢,只要超过一定的量,你便被默认为是分销行为。

  租下新的信箱——这一次在卡拉马祖县四个月后,我看见一辆长长的、窗玻璃上贴着防晒膜的白色雪佛兰厢式车从隔壁的塔可钟快餐店驶出,但那时他们还没抓到我。稍后,当他们以撤销联邦政府的某些指控为交换条件请我答应做认罪答辩时,我才认识到正是我用高斯先生这个名字租用的第二个信箱将我暴露在了执法部门的枪口底下——同一个名字在不同的州租下两个信箱,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其间,我大多时候孤身一人,穿行于一座又一座整洁漂亮但又千篇一律的城市,奔向那光芒万丈的辉煌未来。

  那是2006年春天,棒球赛季刚刚开始。我有台电视机,胡椒派没有,他很庆幸我也喜欢棒球。遇到有赛事的晚上,我们就一同观看底特律老虎队的比赛。前一年他们不到100场比赛输了10场。3年前,他们以一个赛季输掉119场比赛的成绩破了美国棒球联盟的最差纪录。但今年他们请了一位新的教练,据说大有希望赢得一半赛季。

  我们所在的单元名曰东湖,是我们监区两栋低矮的两层建筑之一。当积雪融化在草丛里后,我们就在能够放风的下午玩垒球。我的状态并不佳,但好在还能接住一个外场腾空球。接这种球可不像电视里那么轻松。我打左外场。胡椒派更差,因为过冬,他浑身的零件像生锈了一般,不过他打第三垒,并且仍能打出整个阵容里几乎最好的开球成绩,因为他的上垒率可以达到.500。戴着手套也不影响他的速度,他拥有令人羡慕的手眼协调能力,而且对于他那样的小个子,击球速度可谓惊人。

  我和胡椒派对待垒球的态度都很认真,一直互相帮助提高水平。我们一起看老虎队的比赛,在心里盲写笔记,拿到场上去试验——胳膊后肘保持在击球位置,垒线的步子要小而稳。我们有模有样地边打边记录成绩,并以此互相鼓励。我们正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监狱赛季做准备,我们的对手是监区另一边的都柏林单元。

  赛季开始一周前,我们微微有些肥胖的二垒手弗兰克开始练习击球。我们每人击出四个球,而后开始第五球。在第五个短打中,弗兰克一个漂亮的击打,将球打进左外野空当。但从二垒跑向三垒的时候,他臃肿的身躯一下子摔倒在地。我们的游击手阿尔成功接住了球,将他触杀出局。“他烟瘾犯了,”阿尔笑着说,“你该戒烟了,死胖子。”

  倘若不是阿尔,而是别的任何人说了这番话,我想弗兰克都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但问题是阿尔几周前才抢了弗兰克游击手的位置,理由是他比弗兰克强那么一点点,尽管实际上两人半斤八两。弗兰克爬起来,拍拍肚子上的尘土,一口啐在了阿尔的脑门儿上。如此一来,两人都别无选择,只能干一架了,要不然弗兰克就得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阿尔挥起了拳头,尽管从体重上说他比弗兰克轻了足足50磅。在监狱里,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斗殴,涉事双方都要接受行政隔离一个月左右的惩罚,随后双方会被转入不同的监狱以避免发生报复行为。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你将再也见不到这两个人。

  这意味着东湖队遇到了烦。我们没有内场手,也没有三号、四号击球手。弗兰克和阿尔都是不错的球员,失去他们,我们就只能让特克斯和斯帕奇顶替他们的位置,可这两个家伙手无缚鸡之力,甚至还对地滚球过敏。结果头七场比赛我们输得一塌糊涂。

  而与此同时,老虎队正在创造棒球史上的最好纪录。我和胡椒派每晚都看电视,还分享微波炉爆米花。夜复一夜,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诞生——格兰德森、马库斯·泰晤士、布兰登·英奇,还有无数辉煌不再的过气球星。

  这段时间,胡椒派的特异功能也日渐长进。我经常在夜里偷看他练习,并终于摸到了他的规律:他每隔两晚练习一次,但月底除外,月底他会多休息几天,好从一号重新开始。我发觉每月一号对他的练习计划尤为重要,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决定因素,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已经忍不了多久了,这层窗户纸迟早要捅破。他进步神速,已经能彻底消失3分钟。到了职棒大联盟全明星赛快要开始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能够完全穿过厚厚的铁门——显然穿过铁门要比穿过玻璃困难得多,他每每都要用尽全力往门里钻,好多次他甚至被巨大的反作用力弹得四仰八叉。

  东湖队输球输得越来越顺溜,不过好在赛季开始之后我们的分差在逐渐缩小。此前,因为一起在电视上看着老虎队节节胜利,我和胡椒派已经培养出一种近似朋友的和谐关系,而今我们自己球队一路走衰的不幸局面使这种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个周日的下午,老虎队已经输掉了当日两场比赛中的第一场,而后又在纽约迎战洋基队。比赛临近结束时,克雷格·梦露成功打出一个本垒打赢了比赛。当时他的妈妈玛丽莲·梦露就在看台上。真是天缘凑巧,这让人感觉就像乔·狄马乔那位已故的前妻也来到了洋基体育场。②

  我们看不到彼此。我在上铺,他在下铺。随后我们都不说话了,安静得就像洋基队的球迷。

  “斯特里克兰让我把它从床垫下拿出来。可我怕你发现,就又放了回去。我也想学。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无所谓的。”他说。我能听到他床垫里的弹簧响动的声音,“反正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即便他们相信也拿我没办法。也许他们会派人24小时看住我,可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我总有机会逃出去。”

  和同铺的人说话就像跟自己说话一样。我对着天花板,脑袋枕着双手。等待对方回答的间隙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因为我无法观察他的反应。也许他已经睡着了,或者对胡椒派来说,他可能消失了。

  “但你听着,”他说,“你没必要学我。你在这里挺好的呀,而且你最终会被放出去。你的编号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你用不着动别的歪脑筋。因为当你具备了从这里走出去的能力,当你具备了穿过那扇门的能力,你就再也别想回来了。而且我可以肯定,你会永远消失。”

  “伙计,我在外面无亲无友,无牵无挂。在这里好歹还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可他们随时都可能把你带到别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消失也不算太坏的结局,”他说,“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消失了。”

  对我来说,强尼·瑞伊只是每晚出现在人行道上的一个路人,仅此而已。她站在公园街上,背景中是律师事务所的彩色玻璃。她的形象一直以来都虚无缥缈,而今关于她的大部分记忆正逐渐淡去,最真实的印象只剩下我最后一次见她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来到了河上,躺在不知是谁自制的小木船里,聆听来自船底的水声。强尼·瑞伊曾说:“跟我到河上去吧,我想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音乐。”潺潺水声不绝于耳,听起来古老而深沉。水花溅在船身上,哗哗啦啦响成一片,但你需要过滤掉这些声音,倾听河的灵魂。

  我们的垒球大奖赛比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提前一周开始。监狱里的赛事与外界自然有所不同:原先所有的失利都一举清零,反正理论上是如此。后勤工人把场地耙得干干净净,剪了外场上的高草,填平了内场上的坑洼,画上白色的边线、击球区还有圆得好似用圆规画出来的准备区。双方的队员席长凳下面都铺了新的碎石。所有东西都呈现出纯净的颜色,要么白,要么棕,要么绿。我们全都穿上深蓝色带橙色条纹的囚服,因为监狱配发的绅士鞋在球场上表现不俗,所以大家也不约而同地将其列为制式装备。比赛用球是全新的金点牌垒球,球体洁白坚固。我坐在长凳上看大家热身。胡椒派和我一整年都只能在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里看老虎队的比赛,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棒球那美丽的色彩。

  我们没指望赢得大赛。整个赛季我们只赢过两场。按照规定,比赛结束后,监狱方会给获胜球队的每个队员发五美元奖金。都柏林队的犯人们早在几周之前就开始讨论要怎么花这笔钱了。鉴于此,我们也就准备好了坦然接受输球的结果。

  大奖赛采取三局两胜定输赢的方式。我们首先输了第一局,随后在第二局中我打出了一个中场腾空球。最近才开始学习跑垒的特克斯成功接住了腾空球并返回触垒,为我们赢得了决定胜负的一分。我们的决赛时间定在了10月21日,那天也是世界职棒大赛的开幕日。然而到了那一天却下起了雨。

  我有种预感,胡椒派随时都可能离开,但他想完成监狱垒球赛季并和我一同观看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私下里,我开始利用钦定版《圣经》中的书纸偷偷训练自己。这本书有着浅棕色的大理石封面设计,上面镌刻着一个十字架浮雕。我整日剪纸卷烟,每天都会把胡椒派写在他那本“圣经”中的话重写一遍。他说我至少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真正领悟相信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其实就是相信。

  老虎队出师不利,在雷耶斯竟然打不过一个新秀投手。他们在第一场的9局比赛中7负2胜,以失败告终。第二天是周日,天上下起了雨夹雪。而且根据天气预报,当晚底特律比赛期间仍然有雨夹雪,但老虎队照常比赛并赢得了胜利,尽管他们当日的进攻表现乏善可陈,老虎队的投手甚至还可能使用了违禁药品。监狱里的周日总是漫长而压抑,但那场胜利多少驱散了一点我们头顶的阴霾。

  按计划我们周一凌晨5:50要开始比赛。随着决胜局的临近,我继续写我的箴言。胡椒派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最近比赛之前他总是特别紧张,因而需要在心里预演一遍。我把电视停留在天气频道,一是为了方便看时间,二是留心有没有雨。还好,除了印第安纳州州界附近,其他地方暂时无雨。5:50到了,又很快过去了。“他们怎么还不放我们出去?”胡椒派问。

  转眼到了6点,斯特里克兰早班第一次巡逻时经过我们的窗口。胡椒派从床上一跃而起,蹿到门口。他扒在门缝边大喊道:“嘿,斯特里克兰,到底还比不比赛了?”

  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刚一出现在玻璃窗口,我就知道绝没好事。如果比赛照常进行,他随口答一声就过去了,可他却转身回来了。我们知道斯特里克兰是个喜欢没事儿找事儿的家伙。他看着我们,微微一笑,打开了门:“你们这些天才不知道吗,外面下着雨呢。”

  我的左手一直在玩弄钢笔,把它在指缝间调过来转过去。这会儿我用钢笔敲了敲电视屏幕:“这里预报了,没雨,天才。”

  “你朝窗外看一眼不就知道了?”斯特里克兰说。我们的窗户和地面平高,窗玻璃脏得几乎不透亮,因此我们看不出来外面到底有没有下雨,只能看见一根高高的灯杆、密密的防风栅栏和铁丝网。

  “问题是你们大可以提前通知一声,好叫我们不用傻傻地等着。”胡椒派说,“除非你们把我们当耗子看,可如果我们是耗子,你们应该不会天天守着我们吧,你说是不是,天才?”

  “好了,121,我现在就控告你对长官无礼,准备吃罚单吧。”斯特里克兰同时斜了我一眼说,“还有你,573。现在你们两个聪明鬼都用不着操心垒球比赛的事了,因为我要罚你们。赛季提前结束了,你们两个白痴。”

  斯特里克兰从屁股兜里抽出厚厚的监狱条例。罚单是黄色的,整个手册在他硕大的手掌中犹如一个微型笔记本。

  那一刻,我应该想到的是作为自由人在那艘漂亮的小木船上待的最后几分钟。强尼·瑞伊坐在船里的一张凳子上,我们就那样随波逐流地漂着。我把耳朵贴在船底,倾听着小河每一声永恒的吟唱。忽然,手电筒的光束在周围扫来扫去,我听到有人下水的声音,它打破了我的聆听。靠岸时,一道光束射进小船。我四下搜寻强尼·瑞伊的影子。“在找人?”警察问。我以为都结束了。“再见。”我说。

  可那一刻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斯特里克兰开了一张罚单给胡椒派。我注意到我的狱友已经开始隐身。他把罚单扔进马桶,并试着去按冲水按钮,可他按不下去。他的拇指,随后是手,都没入了不锈钢中。他张嘴想说什么,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于是他笑了笑。

  “573,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斯特里克兰说。此时胡椒派已经快彻底消失了。

  “我有名字。”我边说边起身,并从衬衣兜里掏出我的号手烟丝袋子。我把卷好的烟卷儿也放在这个袋子里,还有亮黄色的身份证以及一包火柴。站起来后我径直走向门口,“看见了吗,斯特里克兰?就在我的证件上,我有名字。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不如给你用吧。”

  在离门不远的地方,我假装失手弄翻了我的烟丝袋,还故意把烟卷儿和火柴撒到了门槛之外的走廊里。要知道,没有许可我是不准到走廊上去的。斯特里克兰审慎地看了我一眼,他没有放我出去自己捡,而是亲自蹲下身去替我捡了起来。我感觉有一阵风从我身边掠过,冲出了门口。赛季结束了,但对于我们中的有些人而言,一个新的赛季已经开始。

  ① MBE即Mail Boxes Etc.,1980年成立于美国,提供信箱租赁、快递承运和包裹递送服务。

  ② 克雷格·梦露的母亲名叫玛丽莲·梦露,和已故女明星玛丽莲·梦露重名。乔·狄马乔曾是效力于纽约洋基队的棒球明星,也是女星玛丽莲·梦露的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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