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当时由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同时请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代表。孙中山派王正廷为代表,派我的岳父曹霖生为代表团秘书长。曹霖生是宋庆龄的表舅,1917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学校,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工作,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在他旧存的资料中,有述及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一些情况,兹略加整理,公之于世。

  主持巴黎和会的有一个协约国最高议会,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主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意大利首相欧兰都和外交大臣沙巴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任副主席。1919年1月28日,和会讨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时,中国代表团被邀参加,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大致如下:(1)德国放弃1901年由八国联军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所得的特权和赔款,以及在天津、汉口德租界和中国其他地方(除胶州外)所有的房屋、码头、营房、炮台、军火、船只、无线电台及其他产业(使署领署不在其内),并将1900年和1901年所夺取的天文仪器一律归还中国。(2)中国非经署名于1901年条约各国的同意,不处分北京使馆界内德国人的产业。(3)德国承认放弃汉口、天津租界,中国允准两处租界辟为各国公用。(4)德国对于中国或任何与会国政府,不得因在华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于1917年8月14日被没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5)德国放弃在广州英租界的产业,让与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德人学校产业,让与中法两国。

  关于山东问题,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向和会要求继承德国的权利,提出:(1)德国在山东胶州的各项权利、所有权、特别权利,以及各国于1895年3月6日及其他年份与中国签订有关山东的条约中所得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线)德国在青岛至济南铁路所得的各项权利,连同用矿权、开采权,一并让与日本。(3)青岛至上海及烟台的海底电线)德国在胶州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无偿归日本所有。

  胶州是中国的胶州,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借口有一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遇害,即派兵占领胶州。旋清政府将胶州租与德国,定期99年。此后德国人在此筑铁路、开矿,竭力经营。至欧战开始,中国先宣告中立(至1917年8月对德宣战),日本不顾国际公法和中国的中立国立场,悍然出兵攻占胶州,且接管所有德产,并声明以后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世凯醉心复辟帝制,乞援于日本,竟然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就在这二十一条中,也言明欧战结束后交还胶州。但1919年欧战结束,日本却提出要把胶州让与日本,纯属无理要求。陆征祥在和会上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由于曹霖生同顾维钧私交甚深,早年去美国人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的帮助,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老友,当时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为使其经手进行的卖国勾当顺利进行,他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在和会所提的条件,于是回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3日,报纸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全国人民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到广场集合后,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随之漫卷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根据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势,指示王正廷、曹霖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曹霖生先说服顾维钧、施肇基同意拒签,后来魏宸组也主张拒绝签约,向陆征祥进言不应在这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免遗臭万年。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他们给徐世昌的电文是:“和约保留签字,我国对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之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直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利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殊难逆睹。要皆征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1919年7月2日,陆征祥又电北京政府:“巴黎和约既未签字,中国德国的战争状态按照国际法可认为继续存在。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用政府大总统明令发表,愈速愈好。”9月15日,中国宣布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此后,王正廷、曹霖生由法国回到广州,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大街上搭建牌楼欢迎。王正廷还到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前身)、圣约翰大学等校演讲,介绍巴黎和会上外交斗争的经过,当时我在南洋大学听过他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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